每当我回忆自己入党的经历，用“感谢我的老师们”几个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。可以说，他们给我的知识和治学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。
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。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年代。他们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华民族从积弱积贫、饱受列强欺凌中站了起来，走上了社会主义强国的康庄大道。他们在党的教育下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，他们用切身体会教育子女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”尽管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，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。
打倒四人帮后，父亲平反了，并作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那天，父亲回家异常激动，他说：“我生在旧中国，亲眼目睹旧中国残破贫穷，被列强欺侮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、蒸蒸日上，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道路。”入党后，父亲再次受到党组织信任与重用。他身兼要职，廉洁执政，兢兢业业，为武汉市的总体规划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父亲为我们子女做出了榜样。在父亲影响下，我的哥哥、妹妹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、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。童年时期的我就立志长大后加入共青团、共产党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。
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。老师告诉我们，鲜艳的红领巾是先辈的鲜血染红的，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。我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决心，今后还要加入共青团、共产党，成为德才兼备的人。
1971年，我和许多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“到农村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我来到蒲圻羊楼洞茶场武汉市五七干校一大队六连劳动锻炼。那年我才16岁，正是确立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关键时期。当时我们连队里集中了许多市委厅局级以上的老干部。他们中有不少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文革中，他们历经沧桑，受到严重的冲击，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毫不动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刻苦劳动，被评为干校知青劳模，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18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并成为连队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之后，被干校推荐上大学，但终因父亲在文革中受审查，政审落选。上大学的梦想破灭后，我心灰意冷，但连队指导员时时处处关心我，常和我交心、谈心，鼓励我积极向上。
1973年，我离开干校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到了师范学校，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，始终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望。由于我刻苦努力，学习成绩始终优良。我铭记连队指导员的话，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，并被学校评为优秀共青团员。
1975年，我被分配到武汉外国语学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教高一政治课，兼任班主任。那年我21岁，当时正值教育革命，我带着学生步行拉练走了5天，来到了红安县七里坪镇一大队周家冲搞开门办学。七里坪镇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。
七里坪还诞生了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团长———方和明。他出身贫苦，年幼失亲，曾任红军团长，革命胜利后，他主动申请回乡务农。那时，我带着学生对这位传奇英雄进行访谈，给同学们也是给自己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。
在红安，我还带学生参观了革命先烈纪念馆，瞻仰烈士祠，登大别山主峰天台山。这些活动使我心灵受到了深深震撼。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牺牲了年轻的生命，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？从红安回来后，我又带学生到黄继光生前的连队搞教改，亲耳聆听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连长讲抗美援朝黄继光英雄的故事。我所在的班级被评为武汉市先进班集体、先进团支部，我个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。由此，我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1979年，我调入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工作。政教系党总书记刘简言老师找我谈话，让我写入党申请书，并且引导我应该如何接受党组织的考验，从思想上入党，坚定对党组织的信仰。我第四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回想自己成长过程，我能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，没有组织上的培养与教育，就不会有我个人的发展。在我的童年、青年、中年，我都渴望早日投入党的怀抱，渴望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。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，重温党章活动更激发了我对高尚人生价值的追求。童年时代的向往又重新点燃，迫切想要在退休之前加入党组织，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———成为一名党员。加入党组织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洗礼和考验。因此，我又向教育学院党组织递交了第五次入党申请书。
100年风雨兼程，100年峥嵘岁月。红旗飘飘，党旗烈烈，祖国欣欣向荣，经济蓬勃发展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。
100年的光辉历程，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：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中流砥柱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（作者系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、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）